2025年7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對我國城市發展和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判斷、新論斷、新決斷，其中提出了我國城市發展的兩個轉向，即我國城鎮化正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并且在五個深刻把握指出：要深刻把握我國城市發展所處歷史方位，以更加開闊的視野做好城市工作。
“四期”疊加的中國城市化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歷經了大規模、高速率、高壓縮的城市化進程，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2%迅速增長到2024年的67%，這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應該也是后無來者的城鄉大遷徙。進入2025年，中國的城市化面臨著“四期”疊加帶來的“九后”新挑戰。
一是城市化率高速度增長后的放緩期。根據美國城市地理學家諾瑟姆1979年對全球各國城市化進程的分析，得出了“諾瑟姆曲線”這一城市化時間規律，該曲線表明，各個國家的城市化經歷了類似正弦波曲線上升的過程，包含兩個拐點：當城市化水平達到30%時，進入高速發展階段；當達到70%時，進入成熟的、緩慢的增長甚至維持動態比例的階段。
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到67%，城鎮化正在進入緩慢發展的成熟階段。因此，未來城鎮化率的增長將肯定放緩；近幾年我國每年城鎮化增長率已經下降到1%以下，增速也出現了下降。
2022年我國人口61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全年減少85萬人，自然增長率跌至-0.60‰，這可能帶來收縮型城市、逆城鎮化的情況。
二是城市化進程高度壓縮后的補課期。中國30多年的飛速城鎮化進程，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城市通過集聚極化、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等效應，放大經濟發展績效，生產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新文化甚至新文明。
但高度壓縮的城鎮化進程，也遺留了一些歷史問題人口等要素的扎堆集聚也可能生產不安全、不均衡、不充分、不協調、不穩定，包括引發交通擁堵、房價高企、垃圾圍城、疫情沖擊等“城市病”。
同時，也讓城市在軟件品牌、個性文化、精細管理、人文關懷等方面的發展，難以跟上硬件和有形設施建設的步伐。
三是工業驅動的傳統城市化的中后期。雖然改革開放后大規模的工業化驅動城鎮化進程只有40多年，但是一些超大特大城市在改革開放前就已有大量城市建成環境，包括住房和基礎設施等。加之改革開放后過快城鎮化遺留了“城中村”“老舊小區”，新建住房和交通設施的維護有所滯后，導致目前住宅和建筑的更新改造需求越來越大。與此同時，汽車時代的迅速到來也導致交通基礎設施超載和過度使用，交通基礎設施年輕化需求凸顯。此外，超大特大城市人口率先面臨老齡化甚至深度老齡化，進一步使得城市運行和治理壓力陡增。
四是數智驅動的新型城市化的前中期。新世紀以來，一波接一波的信息化、數字化和智能化浪潮，給城市發展和治理帶來新機遇，
數字化大大加速了城市空間的拓展，城市的區域化、空間廣域化發展迅速，無論是西方率先興起的全球城市、大都市區、城市連綿區連綿帶和城市星球等；還是我國都市圈、城市群和超大特大城市規模和數量的迅速增長，都表明城市正在經歷新的空間形態。
數智化還帶來的線上城市、虛擬城市、元宇宙、量子城市等新城市空間。
對于這些新型城市，目前全球并無成熟的規律和理論可循，需要我們在并跑甚至領跑中率先去探索、去試錯、去創新，這也給城市治理創新路徑帶來了挑戰。
把握“九后”新特征，以更加開闊的視野做好城市工作
把握我國城市“四期”疊加發展的歷史方位，可以從“產業”“空間”“人”三個維度出發，應對“四期”疊加、走出中國特色城市現代化新路子的重要路徑。
“產業”維度進入后制造（突破中低端技術鎖定難、產城融合要求更高、專精特新和小輕快準突顯，依靠成本逐底競爭已經難以為繼，甚至將出現大量的產品安全風險），后消費（排浪式消費越來越需要會數文旅體等融合創新等方式，銀發經濟紅利、物業服務紅利等將突顯），后創新時代，從0到1的創新越來越重要；“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模式已不能滿足現實需求，創新生態打造上，越來越需要產城人深度化融合、定制化融合、社交型融合的環境，并呈現創新回歸都市、創新重心下移的新模式新機制。
“空間”維度是進入后都市化，城市以更新為主、人本突顯等；后區域化，發展趨同、信息扁平、知識平權等；后全球化，進入全球貿易新格局，強化出海管理等。
“人”的維度則是進入“后小康”社會，探尋全面建成小康后如何追求美好生等； “后人口”紅利，人才重要性高度突顯，人口自然增長率、城鎮化轉移人口增速下降、城區新區郊區鄉村“搶人戰”激烈等；“后人類”時代，人腦接口、基因編輯、智能社會等，都讓社會運行底層邏輯可能發生變化，需要我們從人民城市理念出發，將具體化的“人”作為城市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作者熊競-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研究員、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長助理）
